三十年后，农行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原点。
文/每日财报 张恒
近日，吉林金融圈迎来震撼性变革，中小银行分支机构批量更名潮席卷而来。近半月内，长春发展农商行、延边农商行等192家农商行、农信社及村镇银行分支机构集体完成“农行系”身份转变，这一规模远超市场此前预期。
溯源政策脉络，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一省一策”农信改革路径，明确“稳妥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于是，自今年7月起，国有大行率先开启“村改支”试点，拉开大行参与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序幕。
如今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农行在吉林的整合便形成系统性推进态势，改革规模也远超试点阶段范畴。
历史视角下，农行与农信系统渊源颇深，有着数十年隶属关系，直到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要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逐步实现农信社与农行分离。随后在1996年，《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正式确立农信社独立法人地位，完成“行社脱钩”关键改革。
不曾想，三十年后，农行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原点，只不过，此次其是以市场化方式在自身本就具备强大竞争优势的县域金融阵地重新介入改革。这既是对1996年“行社脱钩”后监管框架的突破性实践，更为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供了“大行带小行”的创新样本。这一战略转向，也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在应对农村金融风险、优化基层金融服务供给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一场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创新之路
2020年起，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按下“加速键”，彼时模式主要以城商行吸收合并重组为主。比如，2020年11月，四川银行在攀枝花市银行和凉山州银行基础上组建；2021年4月，由五家银行合并的山西银行揭牌；2022年5月，中原银行吸收合并了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和焦作中旅银行，形成区域银行“强强联合”模式。
而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持续深入，市场上开始探索出了不少对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创新模式，主要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和省级统一法人两类。
据悉，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农信改革的10多个省份中，浙江和江苏在保持县级和省级两级法人不变的情况下，设立农商联合银行，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山西、四川、广西、江西，选择了联合银行模式，即由地方财政、国企自上而下参股地方农信机构，如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和四川农商联合银行；辽宁、海南、河南、新疆、内蒙古则选择了省级统一法人模式，集中资源提升抗风险能力。
今年，改革迎来“第三条路径”——国有大行以市场化方式介入，工行、交行、农行率先试水“村改支”。
工行6月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设立支行承接资产业务；交行8月获批收购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将其转为直属分支机构；农行9月完成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并改建支行，10月又获批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并设三家支行，两月内其控股村镇银行数量从6家减至4家。
截至目前，已有以上三家国有大型银行通过“村改支”方式参与县域银行体系重组，这既避免了局部风险积累，又保障了金融服务的连续性，不仅反映了大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责任担当，也表明国有银行正在以更市场化的方式，重塑自身在县域金融版图中的角色。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轮“大行下乡”并非简单接管，而是一种制度性嵌入。大行在下沉过程中，带来了更强的资本实力、更规范的风险管控体系和更完善的金融科技能力，为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供了重要支撑。
吉林农信改革“农行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再进一步来看，与前述三种处置方式有所不同，本次参与吉林农信改革则又呈现出另外一种独特创新模式。
我们知道，吉林农信系统的历史包袱相对沉重，虽然此前吉林省发行260亿元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以吉林金控集团的名义入股注资新组建的吉林农商银行，但还不足以全盘化解风险，省内仍有不少农信机构未能纳入其中，他们的经营业绩也颇为堪忧。如果不尽快稳住局面，农商行体系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
比如，延边农商行至今未发布2024年报，2022、2023年合计亏损接近15亿元；吉林龙井农商行也多年未发年报，公开资料显示其2018、2019年连续亏损；长春发展农商行则在2016年之后长期陷入资产缩水、利润下滑的困境。
因此，在传统的“省级联社改制”模式覆盖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此次吉林农信改革模式则需要更加深化，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呈现出了“省级整合+大行承接”的双轨模式。即，上层由省级农商银行负责战略统筹，基层由国有大行输出风控、科技与网点管理能力，实现资金安全、客户不散、风险化解、服务延续。这显然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又一次非常典型的制度创新。
从实践中具体来看。在省级层面，今年8月，吉林农商银行获批成立并开业。作为省级法人金融机构，其由长春农商银行和四平城区联社、宁江区联社等13家法人机构新设合并组建而成，开启全省统一法人架构。
而在地市层面，农行直接承接192家农商行及村镇银行网点，实现“省内整合+国有大行介入”并行推进。
10月12日，监管同意农业银行延边分行将延边农商行、吉林龙井农商行、吉林敦化农商行共102家机构变更为农业银行支行或分理处；
9月29日，批复长春发展农商行57家机构更名，更名为农业银行的支行；
9月26日，批复延边农商行、乾安县农信社、白山江源农商行及两家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共33家机构变更为农业银行支行、分理处；
经过上述调整，合计有192家吉林农商行支行、分理处被农业银行整合。
对比可见，以往的改革，多由地方农信联社或政府牵头，节奏各不相同、标准不一。而这一次，农业银行直接成为主导方，改革的重心从“地方自救”转为“国家队接管”；从“碎片整合”走向“体系重塑”。
这也意味着，吉林成为首个实现“省级统一法人+大行专业赋能基层”的省份，这种双轨并行模式，不只是金融机构的合并更名，更是一次体制逻辑的迁移。
且对于吉林省方面来说，此次农行无疑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为吉林省改革化险立了大功，让大型国有银行承接“托底”，既稳金融，也稳信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省级统一法人+国有大行局部承接的模式，能够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提供一些新思路。
农行“收编”，释放多重积极信号
那么，农行一次性收编这么多农信机构，会对其经营发展产生哪些重大影响呢？《每日财报》分析认为积极方面占据了主导，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目前农行在东北地区的存贷款市场份额仅排在第三位，与工行、建行仍有不小的差距。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大规模收编行动，势必会进一步壮大农行在东北的网点和员工规模，将有利于农行快速实现赶超。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农行在东北地区的机构数量超过2000家，员工数量超过4万人，均为国有大行之首。另据金融监管总局公示的许可信息，此次收编之后，农行在吉林省的网点数量达到767家，远超过工行（364家）、建行（337家）、中行（216家）。具体到延边，农行网点数量达到163家，而其他三大行均不超过30家。
其二，这与农行长期坚持的县域金融战略高度契合，通过收编高风险农信机构，既能化解金融风险，又能加速金融资源向县域倾斜，强化其在基层市场的布局。此次改革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要求深度契合。农行通过承接农信机构进一步发展壮大，可快速扩大粮食安全、新型农业主体等领域的服务覆盖。
其三，此次改革后，农行可以更加专注主攻大额对公业务，而旗下收编而来的农信网点则能够聚焦小额零售，实现总行到下沉网点的优势互补，改变了过去国有大行下沉挤压农信机构生存空间的竞争格局，形成新时代下差异化分工错位发展新格局。
总而言之，随着各省农信改革进程加快，吉林模式为全国提供了新思路，那就是，农信改革将不再局限于省内机构之间的整合，而是会进入到像农业银行这样的大型商业银行，凭借着雄厚资金和资本、金融专业人才储备、较强科技实力，且具有丰富风险处置经验等诸多优势而直接参与到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更开放、更多元协同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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