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我经常被人问：“汉字是汉代的文字吗？”“汉字是汉民族用的文字吗？”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文”和“字”连在一起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相对于外国文字，所以又称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也不太准确。“汉字”这个词中古就出现了，但作为文字学术语的“汉字”，其实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汉字的？先秦时代古人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只留下了一些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受到鸟兽的足迹启发创造了文字，但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

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许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这些资料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例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有一些刻画符号，其中有个符号像人的眼睛，

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呢？如果是的话，那可不得了，距今有七千五百年，但目前还难以证实这些符号就是汉字的前身。

距今五千多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里出土的彩陶上一共有59种不同的符号。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写文章，根据这些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其他不少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300年），以及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在出土的玉器或陶器上都发现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但都不能肯定这些早期的符号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与汉字有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有四千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的夏代。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三皇五帝夏商周，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自大禹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汉字完全有可能在夏代已经形成。

第一次：造字困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第一次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

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其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就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构形方式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

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例如凤凰的“凤”，是一只鸟，头上有花冠，还有长长的尾巴。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驾马车。

有些字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作参照，在长横上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由树根的意思引申而来；“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

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符号实在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古人讲话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画不出来。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无形可象，造不出字来，这个文字系统就没法完善，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抽象的概念造不出字来，就用同音符号替代。据统计，甲骨文中有70％的字是假借字。除了假借，还有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鸡”字，拿一个“隹”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雞（鸡）”字。形声字一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

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在西周时期就迅速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中有96％用的是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有99％用的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字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创造，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第二次：书写困境

造字困境突破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很快遇到了第二个困境，就是书写困境。

早期的文字，象形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不可能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里描摹，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早期文字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一个困境，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辨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

秦简上的字改变了篆书曲线笔画，线条趋向平直，这就是早期的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篆书的简写，把篆书弯弯曲曲的线条变成平直的笔画，这就是所谓的“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象形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大概的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蚕头燕尾，左右分背”，用笔“波挑”，写起来也很慢。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书写更加直来直去，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经过不断发展，到魏晋时期隶书发展成为楷书。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分开了。这样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觉得隶书的书写还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画和笔画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后来的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正规字体推行开来。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是行书。行书“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使得汉字突破了第二个困境。这个过程时间跨度很长，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经魏晋到隋唐楷书才完全成熟。

第三次：存亡危机

印刷术和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甚至关系到汉字的存亡。

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大增，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关头，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提出“师夷制夷”。

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向西方学习使用拼音文字。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说汉字“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汉字本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存亡危机。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像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这样的代表人物，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同时，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在苏联制定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在海参崴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于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当时有680多位名流签名表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原因，文字改革问题被搁置。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古老的汉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实际反映的是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的生存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在建设初期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1958年的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个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之路。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三千多年来，汉字就这样突破了重重危机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最近还有人在说，汉字还要简，越简越好。也有人说，汉字必须搞拼音化，与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因为汉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写起来不方便。

今天，汉字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吗？未来汉字会不会消亡？

其实，汉字是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我们的文明就中断了。汉字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地方摆放，因为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通过简化汉字，我们的教育普及了；通过推广普通话，语言基本统一了；通过拼音，和西方接轨的问题解决了，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东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译，例如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简化字、普通话，我们的教育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如今我们又进一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基础上。可以说，语言文字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进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语文现代化的过程，语文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

三千多年来，汉字化解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确实是了不起。汉字从古到今成为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就是由于因时而变，在自身的文化要素中寻找新的生存要素。

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造字危机的解决是为了发展应用，走出书写困境是为了应用，所以现代化转型也是这样，我想未来也会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21世纪了，信息化已经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我们现在不需要写字了，汉字还有什么用？但是我相信，汉字在信息化时代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之道，一定会沿着它的历史轨迹向前走，因为文字是文明、是历史、是文化、是审美，中华文明只要能够持续发展，汉字就一定会永远存在。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汉字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因为任何语言文字的强大都是与其民族文化的强大、发展相关的。

本文选自《了不起的汉字》（黄德宽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