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想象与乌托邦精神——赛博格本体论

前言：关于想象和生活——一种乌托邦精神

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马克费舍对人的想象匮乏显得十分悲观，他借用詹明信和齐泽克的话，“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作为线性世界中唯一叙事的心灵写照。“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1]这种对现存世界的指认是历史性的，往往潜在于个体与世界的模糊边界，同时实证想象力被扼杀。但带有想象力的事物依然作为一种伟大的隐喻，诉说在无尽的梦里如何开辟真实、广阔世界那未知和多样的前进方向。我们是否可以相信那生活本身的张力能够抵抗住命运的灾难？在幻想与真实被颠倒之时，似乎存在着一种超现实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姿态，在不论以何种视角批判的世界下，寻找一种“真实的梦”和“现实的乌托邦”。

《银翼杀手2049》剧照

在不同的叙事之下，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还是民族、种族、阶级的......一种基于主要框架延伸的叙述总是作为开放世界所必要想象力的反面。任何既有框架之下，所有的“新”也加深了这一外在秩序的稳定性。而虚假的“新”缺乏着真实的想象力，只是某种指标下的畸形产物。真实的想象力不在任何原有秩序和框架之内，而作为一种游离、逃逸、反对的力量。它彻底地背叛作为象征的菲勒斯在秩序化任何事物的进程。

如果回到布勒东所说的“生活在别处”[2]，“去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3]这需要一种破坏性的想象力。因为，任何反对的话语仅仅作为无声的哀叹必将被纳入其反对物的秩序之中。不论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种族歧视......以及所有不被承认但又赤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秩序都收纳了所有的反抗。在话语的层面，阶级的消逝、性别对立的激化、种族主义的忽隐忽现、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一个如德勒兹所说的“无器官身体”中被不断重组、解域化、界域化，在不同场景和画面中发挥着可能完全不同的作用，自由流动而成为彼此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一个长期、稳定的集体和共同目标似乎开始成为了一种同样可怕的“身份政治”。回归到单一的团体，然后放弃与世界直接链接的希望成为了最后能够抓住的稻草，同时不断地加深历史境遇下的原子化和敌对化。缺乏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把握感，缺乏对于自我感知的深刻反思，主体被抛进一个纯粹理性构建的外在景观。悲观似乎只能让主体回到利维坦之中，即使绝望的情绪依旧蔓延，即使只不过从“所有人对抗所有人”变成“一群人对抗一群人”，甚至是“一个人对抗其他人”，竞争、杀戮和暴力的烈度并没有因此减弱。幻想消失了，只剩下在复杂境遇中获取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项。

“放弃幻想”的过程看似拥抱了真实世界的茫茫原野，实则是失去了所有内在的维度，反抗和斗争只是单一的不满和宣泄。这种丰富内在维度的逝去，同时预示着主体的重构。福柯用“人之死”概括了这种被权力和各种历史、社会要素交叉影响下的主体。但马克思却似乎显得过于乐观，“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史前阶段”作为必然被解决的一个历史阶段，而“真正的人类社会”又在这个矛盾解决之后脱胎而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似乎揭示出一种宿命，预示着真正的人从未完全实现的乌托邦梦想。马克思依然将尚未存在的人类文明乌托邦与真正的人的关系认为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现实与希望的汇合之处。

在布洛赫恩斯特看来，由于人的本体论结构本身是充满着希望的，即“人并非密闭的”[5]。但当今的现实极大地压缩了人敞开的空间，而将人压缩到了各种形态的极致。但是，如今对于现实的批判，正像布洛赫所说，“如果一个人把批判权限全都设定在外部世界中每一个单纯的事实性上，那么他会把现存事实中固定不变的东西和业已成就的现实加以简单绝对化。”[6]这种批判一方面指出了，现实就是对现实的有力批判，但另一方面又忽视了“预先推定的要素是现实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非简单的对立和综合。而现实也并非一个沉默的客体，同时掺杂着人的希望和精神。这种主观要素在与时代契机的结合中致力于将自身置于历史的最前端，并用未来解放现在与过去的压迫性因素。而主体作为历史运动的承担者，在这个世纪缺乏声势浩大的宣言，缺乏对于自身的确认，不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马尔库塞说，“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8]但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人的本体论与任何试图构建它的知识、真理和理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格格不入的，至少无法完全契合。

赛博格本体论——“无法设定”

赛博格（Cyborg）是由“赛博”与“有机体”两个词组合而成，指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对有机体（通常是人类）进行改造或增强，形成的结合生物和机械、电子或计算机系统的混合体。赛博格通常具备原本人类没有的能力或性能，比如增强的感官、超常的体力甚至通过神经接口直接与计算机或网络连接。赛博格这一概念最早由生物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和纳撒尼尔凯尔（Nathaniel S. Kline）在二十世纪60年代提出，最初是为了描述在极端环境中（例如太空）人类如何通过技术增强来生存。

《银翼杀手2049》剧照

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9]这种本体论的“设定”是对虚构与现实范式的反思，但并不试图做出马克思于黑格尔式的颠倒，而是融合。赛博格本体论的姿态是激进的，是文学的、是女性主义的、是超现实主义的、是共产主义的、是乌托邦的......在这里，所有被激发的要素都是压迫性制度的溢出，同时又是集中和富含差异的整体性不满。这种本体论指向了一个自由要素之间的相互流动与装配，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同一性和对立性被无限模糊。

赛博格不同于以往的主体建构理论，它既不寻求找到某一种政治主体，也不寻求去建构某一种政治主体，不论是列宁式的，还是马尔库塞式的。在描绘一种本体论革命的角度，赛博格是对想象力的歌颂，看似是极端文学性的，但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确立一种新主体的可能性，以及相适应的新世界和新观念，而不对主体本身进行设定。至少在文学上，赛博格中的想象与现实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掉了，乃至于其他的边界也仅仅成为一种事实性的陈述，而不再具有任何经验的必然性，也就没有任何必要的因果逻辑。文学对于边界特殊的看法，使得它成为了一种虚构的政治生活。借用朗西埃的说法，“它假设在作为集体实践的特殊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的确定实践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联系。”[10]

哈拉维在这里同时提出了一种“超历史”叙述模式，“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11]Ta试图将所有的“一”或“二”变成“多”的“一”，使得菲勒斯形象在不同语境之中被逐渐模糊，只保持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功能。不论是父权制、种族主义，还是一种缺乏反抗力量的自由主义资本秩序，都是通过“一”的中心化，将人们变成“二”，采取纳入和排斥的双重逻辑。我们不妨与阿甘本一样，将这样一种纳入和排斥的逻辑当作古老国家形式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之间隐秘的线索，作为更加代表历史连续性的叙述可以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12]

父亲、母亲和民族之间的概念混杂（让我们考察一下各种民族历史的语言）不正是这叙述难以缓解下必然产生的矛盾之处吗？这种叙述裹挟着对母亲菲勒斯的必然抛弃，又是对菲勒斯的接受。而作为永恒缺失的女性难道是处于这个位置上的形象吗？这种叙述不也正是被经常提起的“对肉体的抛弃”与“对精神的追求”？在这个明显“精神—男人”以及“肉体—女人”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国家形式与父权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与各种压迫性的制度、规范、话语形成一个通过彼此协调而运转的网络，没有主导也没有边缘。这是一个完全混合在一起的整体，一个没有生命的“赛博格”。

朱迪斯巴特勒向我们指出，“文化上精神与男性、身体与女性的联系，在哲学和女性主义领域里都有精辟的文献资料可考。”[13]但拉康挑衅道，“女人不存在”。这里的“女人”是处于象征位置上的不可知，而在现实生活中而言，生理性的女人可能缝合着男性菲勒斯，而不是保持未知且不完美的“女性”结构。当他们踏入到这个“性别游戏”之中时，也就向菲勒斯敞开了怀抱。而这个本体论的区分支撑着各种形式的规训、等级和压迫以及相应的原则和意义。

通向赛博格的道路——彻底激进化

作为规范世界内部潜在的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中的生物”，不属于男也不属于女，不属于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Ta是对于精神分析“个人发展的任务”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连续性、同一性的讽刺。它需要彻底抛弃弥赛亚式的救赎愿景，不致力于在某一时刻对历史进行彻底清算。

赛博格要通过建立新的“家庭关系”来摧毁原有的体制。哈拉维在这里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所有的生物|非生物、机器|人、身体|非身体......都由具体的、可能的、依据情境式原则，而不是本质的、固定的、依据历史性原则，建立可链接的亲缘关系。这种亲属关系充斥着边缘的逾越、瓦解和融合。对此，哈拉维的解释是，“不是由血缘决定，而是由选择决定的关系。”[14]女性、黑人和所有采用一个名词来定义自己的人都希望自身，或者自身所代表的团体能够独占这样一个名词所有的内涵，而忽视了女性内部、黑人内部、民族内部以及各种身份内部所存在的冲突和压迫。男人、白人......之所以不需要，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强调，沉默在这里反而是最高的秩序。但一系列的主体建构性反抗，不也正落入了沉默的秩序之中吗？甚至于为了争夺这样或那样权力，也就变成了塑造话语的权力。

话语在这些冲突中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正如哈拉维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女性”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已经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命名一个人的女性主义—甚至在每一种语境下都坚持那个名词。”[15]而往往一种冠冕堂皇的“女性主义”就具备着他们力图代表它的那些群体——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白人、激进分子的特征。哈拉维借用桑多瓦尔的“有色女性”，否定了带有西方白人至上和精英主义起源的女性主义神话，同时否定了纯粹基于劳动和生产分析的性别话语。哈拉维向我们提出的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方法，“新编码交流和智力来颠覆命令和控制”[16]，以此挫败任何性别、种族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技术的高度发达，心灵与身体，无机和有机的区分被高度地瓦解和融合。赛博格天生面临着一种身份政治所带来的危机，使得赛博格必须在这个由身份政治塑造的世界中出走。出走，意味着赛博格必须从原有的身份政治跨入到亲缘关系之中。

这种亲缘关系是多角度、多层次、多时间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包括了任何一种物质材料、物种、空间等任何能想到的事物之间的真实连接，依赖于日渐发达的技术手段与科学。哈拉维没能忘记，“科学和技术是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可能手段，也是各种复杂统治的母体。”[17]但Ta又似乎同样具有一种必胜的信念，“但是，私生子常常对其出身极其不忠。毕竟，它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18]

《赛博朋克2077》中的John Wick

这种彻底的激进姿态最终以一种对于科学进步的讽刺神话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但依然无法完全证实技术一定会带来一种真正的革命。这种警惕在许多艺术作品中已经有了广泛的体现，诸如《黑客帝国》、《银翼杀手》、《赛博朋克2077》，表现了对于科技的想象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性。马克思同样提出了“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当下的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日益在技术统治之下异化的生命，以及作为整体性、结构化的生命政治，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义务导向一种解放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赛博格的纯粹物理形式也极其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更加严峻的生命政治的基础。赛博格作为一种政治主体的隐喻由于其极端抽象化和符号化，反而可能失去了其对于真实世界的改造能力。同时也可以悲观地想象，在未来的科技时代，可能出现更为残酷的压迫形式。由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军国主义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主导，一种真正的革新主体依然难以存在。的确，那时的压迫形式已经由于生命形式的改造而变得难以被种族、性别等话语所囊括。但这时，真正的话语反而可能转向了逐渐被忽略的阶级话语，这或许是磨平了人所有外在属性区分之后的隐藏结局。由于阶级力量的悬殊，改造的愿景不再被一种虚伪的乌托邦所取代。这时的阶级话语不再掺杂各种复杂的要素，变成一种纯粹由生产和社会关系所塑造的体系。在这里，具有潜在的解放技术虽然并不必然与解放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相适应，但这也只是一个如何配置的问题。一块大理石可以成为大卫，也可以成为地砖。同时，这种对于身份的直接抛弃也潜藏着一种危险，亦即对于任何可能性的无耻包容。因为可能性仅仅意味着从未发生，而不意味着解放。即使在不同的叙事版本之下，就连“解放”这个词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不同可能性的导向让人对于线性叙事感到失望，但在难以想象的非线性叙事中，又很难提出真正适合的道路。选择同样是一个问题，而不选也只是一种选择。

赛博格与其现实、幻想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确扰乱了一切，但对于扰乱后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正像那些富有预见性的寓言小说中写道的那样，诸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的隐喻。同样恐怖的是，在原有的秩序结束之后的真空期可能比对抗过程中的暴力显得更加残酷。如果彻底掏空原有的秩序，是带来新的主人还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依然是就连赛博格也难以回答的问题。乌托邦的精神在给予人希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最沉重的绝望。或许，只有当人彻底意识到自身作为生活的主人之时，才能拒绝任何通过推翻一个主人却重建主人的背叛行为。这种可耻的背叛在历史上粉墨登场，让人警惕所有的解放话语，以及它们对于世界整体化的愿景。也让我们拒绝任何试图将各种话语简单整合。

拥抱生活、想象、希望与乌托邦的信念或许并不需要历史必然性的加持，仅仅需要将自身当作主人，这是赛博格给予我们的神话。这种神话让我们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个可能的世界性存在，而不单单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个体。赛博格以此环抱着如此多的共同，也环抱着如此多的差异。共同和差异都无法战胜另一方面，两者都占据一个基础性的位置。

想象与现实的最后一堵墙——肯定生命和赛博格

在以上绝大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习惯性追随那些思想者的片段，将其作为一个对象化的存在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作为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往往被淹没在了这样的词句之中，试图从那些词句中拼凑出关于自我灵魂碎片的整体。实际在这里，所有的片段仅仅是一个用于生成的构件，而不是为了分析任何完整的事物。

最后一面墙，是想象与现实的墙，它存在于生命的虚无地标。在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中，作为虚构的电影人物向所有作为旁观者的观众打招呼。在佐杜洛夫斯基那部《圣山》的结尾，拍摄者揭开了这场魔幻表演的摄影棚。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区分再次由于这面墙的消失而失去其庇护性，因为生命无法割裂成一块块的碎片。庇护也仅仅是为了庇护某些所谓的“想象”和“现实”。拒绝想象同时意味着拒绝了承认某种现实其实是虚构，而某种想象其实是现实。生命正永远处在虚假和真实的夹缝中，而某种知识、真理作为真假、好坏和优劣的区分，抑制了作为真实生命的流动。生命出于自身的流淌，对任何抑制性要素的反抗是本能，意志和冲动，并在进行着转换想象与现实的活动。生命处于被某种知识和真理掌控之中，但也极力突破这一外在的理性躯壳。

赛博格只可能是想象和现实混沌边界之处的一个尚未存在的本体，是幽灵，是活着本身。无法预设的本体决定着其正处于生命的位置，是生命本身在舞蹈，从而展开一个内在性的维度。基于此，它既是这堵墙，也是对这堵墙的破坏和生成，在一个混沌的位置，展开了一切的可能性，释放一切的生命要素——动物、植物、人类、花、猫、狗......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在其中随着各种历史性的装置和要素（种族、民族、性别、阶级......）相互渗透，没有缘起，也没有结束和目标。既不是出于某种解放的目的而行动，也不是成为某种手段和工具。

在赛博格的内部，思想与生命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美感。差异性被无限放大到一个不可能被接受的位置，意识与其对应的现实也保持着高度的统一。一种本体论预设上的担保——不再对生命进行思想和知识上的度量和审判——而最高价值的某种“善”、“美”、“正义”只让人臣服于单一的体系之中。在历史进程中，人对于“上帝”或者人的臣服中被赋予的依然是奴隶的生命。

德勒兹在分析尼采时写到，“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如同未来的哲学，它既非更加历史的、亦非更加永恒的：它应该是不合时宜的，永远不合时宜的。”[19]正代表了生命反对既往将生命贬低于所谓的某种进步史观、线性叙事、某种“真理”、某种“美德”的困境之中。这些历史中，充斥着事件和对于事物的理解，但唯独缺乏了那个能够支撑起历史的真正承担者。历史只是生命的衍生，但生命不是为了历史。不如说，历史只是生命展开的一个场域。在德勒兹看来，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学同样将生命置于了否定的位置，放弃了前苏格拉底哲学以及其最重要的传统——肯定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就是想象与现实的交汇，并在活着这一实时性和事实性中不断转换两者。这个模糊的交界地带是希望本身，而真正的历史将会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哲学。

赛博格在其本体论上的全部意义就是激进地否定除了生命的一切，唯独赞美生命。在这一点上，赛博格是不稳定的生命之流、尼采式的、德勒兹式的，保存着对于生命不懈追求的肯定。与之相对，否定生命即是一种压迫，从来且永远不会只是一种单一的形式，也不会只显现在一个特定的人群对于另一个的征服和权力手段之中。因而，肯定生命也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现存历史的观念走向尽头，它必然是绝对永恒，绝对激进的。这种激进是对生命现实性的尊重。丧失激进性，不仅仅关乎姿势、态度和立场，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性的丧失。走向“非人性化”必然是丧失激进性的，生命是舞动，更是一场斗争，走向人性化而展开的斗争。也就在这个意义上，生机论者从另外一处山峰眺望了那些围绕真正现实和理想所斗争的人，从而理解到在特定语境中真正的“生活”、“自由”和“解放”的实质内涵，而不仅仅停留在对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主义的幻觉之中。这必然最终是将幻想投射到生活的创造性活动，因而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那句名言，希望本身就从解释世界变为改造世界——围绕这种斗争的幻想和现实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活。

赛博格也是在幻想与现实的交汇之处，在世界历史的时空框架之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下的生命穿透了原有的相对性范围。在这里诞生的首先是“赛博历史学家”，他们的责任和使命不再是将现存与过去之间建立起单一的编年史，至少在目前这个历史书写和现实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须再一次重申对全新可能性的承诺。“赛博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正在于像本雅明那样，宣布当下便是一个“紧急时刻”，而这种紧急时刻不仅仅关涉到未来和现在。如果这种斗争最终失败，那么被压迫者也将在永恒的、静止的时空中永远淹没。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非死去，也正在活着，也将继续生产。因而，这样的历史就不是一种对于过往的简单的重复和延续，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对历史主体生成自身冲动的理解。同样，在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的文本之中，我们看到了与马克思一样的结构，也就是不断生成的生命，这里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德勒兹”，“真正的马克思”。在这里，尼采意义上的“超人”和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新人”都是对人的本体论问题的搁置，也由于一种生成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结合，将两者的距离无限拉近。但对于赛博格而言，重要的不是马克思，还是尼采，抑或是其他诸位前辈。永远不是回到他们，而只是从他们那里拿点什么。

注释：

[1] （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候诊》，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4页。

[2] （法）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3] （法）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94年版），33页。

[5]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28页。

[6]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31页。

[7]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31页。

[8]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页。

[9]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314页。

[10]（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3页。

[11]（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316页。

[12] 参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13]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7页。

[14]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327页。

[15] 同上，328。

[16] 同上，372。

[17] 同上，389。

[18] 同上，319。

[19] 吉尔德勒兹：《尼采》，王绍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28页。